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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阳: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跨国企业在中国】

  编者按:走进在华跨国企业,听外企老总谈“中国式现代化机遇”、释“经济全球化之道”。

  中新网10月19日电 题:侯阳: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中新财经记者 吴涛

  “微软落户中国三十年,伴随着中国信息产业的起步、发展、繁荣、腾飞。微软在中国的业务规模、人才建设、行业影响和社会贡献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成长。微软取得的所有成就离不开巨大创新活力的中国市场,以及各方的关注和支持。”

  近日,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大中华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侯阳接受中新财经专访时表示,在中国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体现在微软持续的对华投入上,微软将继续扩大在华业务规模,其中人才是微软未来业务持续发展的关键,微软将持续扩大在华招聘。

  侯阳还表示,中国不断做强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使其在风险面前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和灵活性,这种韧性和潜力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迸发出更大的能量。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

  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财经:2022年,微软在中国落户30年。从1992年微软在北京开设第一间办公室,到如今在中国分公司遍布上海、苏州、深圳、武汉、广州等13个城市,您如何评价微软在中国取得的发展成绩?在中国市场耕耘这么多年,微软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侯阳:微软始终坚守作为一家全球科技企业的责任与担当,在此基础上我们取得了一系列助力中国社会、企业、人才发展的成果。例如,面对数字经济、数字技术加速发展的中国机遇,微软与各方深化合作,积极推动新技术、新技能的教育培训,广泛拓展人才发展前景,为更多人提供平等、包容的发展机会。

  在中国,微软走出了一条不同于其他市场和区域的特色模式,同时也深知拓展新市场的不易,因此我们希望这样的经验分享给到更多的企业。微软一直积极助力中国创新全球拓展,谋求更广阔的业务发展;同时也凭借自身经验,赋能更多跨国企业本土创新,且激发本地创新反推到全球。

  微软落户中国三十年,伴随着中国信息产业的起步、发展、繁荣、腾飞。微软在中国的业务规模、人才建设、行业影响和社会贡献得到了与时俱进的发展和成长。微软取得的所有成就离不开巨大创新活力的中国市场,以及各方的关注和支持。

  在未来,我们会继续坚守支持中国发展的承诺,持之以恒地推进前沿技术的创新,与各方伙伴携手共进,为中国技术、生态、人才、社会等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中新财经:作为全球知名的跨国企业,从全球视野来看,微软如何看待中国经济、中国市场的发展前景,或者说中国市场可为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新业务增长点?

  侯阳: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均稳居世界前列;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不断优化投资和营商环境。随着对外开放的推进以及中国经济展现出来的韧性和活力,外国企业有了更多在华投资兴业的机会,中国市场变得越来越具吸引力。

  中国不断做强的经济基础和科技创新能力,使其在风险面前表现出强大的韧性和灵活性,这种韧性和潜力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迸发出更大的能量。新常态下,从混合办公、远程医疗等新技术场景在中国快速发展普及就可以看出,中国市场的具备的韧性和潜力都是不可估量的,这种韧性和潜力将在数字经济时代下迸发出更大的能量。

  微软对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前景充满信心,更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微软覆盖全球的技术、服务和资源,携手各行业客户与各方合作伙伴,共同发掘数字经济时代的中国机遇,助力更多中国创新全球拓展、跨国企业本土创新。

  中新财经:目前中国不少企业还面临数字化转型,并且具有紧迫性。您如何看待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浪潮,这对如微软这样的跨国企业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侯阳:中国企业之所以要进行数字化转型,面临着必要性和迫切性的双重需求。一方面,企业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生产力、竞争力及运营效率,实现更高效更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疫情改变了传统以办公室为中心的工作模式,远程办公和混合工作模式使得企业在面临业务数字化,跨地区协同等问题时加速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进程。

  我们与数以万计家本土合作伙伴建立了独特的共生关系,以助力本土创新。一方面,微软合作伙伴体系具有独有的“凝聚力”,集多年技术、能力、资金、资源一起,助力合作伙伴发展创新文化和业务韧性,提升技术与业务上的核心竞争力;与此同时,微软更加开放、更具多样性、更包容的本地生态体系,也汇集了成千上万家本土广域渠道伙伴的优势和能力专长,满足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业务需求的中国客户数字化转型的现实需要。

  作为一家有追求、有愿景的科技公司,微软将继续凭借先进的技术、开放的平台、全面的服务以及遍布全球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网络,持续创新投入,助力中国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进程,与多个生态合作伙伴共同挖掘数字化转型的市场机遇,更好地服务千行百业的企业客户实现新常态下的转型升级。

  中新财经:通过控制碳排放,帮助应对气候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关乎人类命运的全球共识。中国也提出“双碳”目标,结合微软自身业务,您认为跨国企业在“双碳”方面可以怎么做?

  侯阳: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最重要的挑战之一。中国多次强调可持续发展战略,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

  微软作为数字经济和数字技术先锋,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在可持续发展领域持续投入。微软宣布了公司碳排放承诺以应对气候危机:承诺在2030年实现碳负排放;到2050年,消除自1975年公司成立以来的碳排放量总和。

  落户中国30年以来,微软也积极参与及推动中国可持续发展事业,共同创建美好家园。新建的微软智能云绿色数据中心从四大“底层逻辑”进行脱碳——IT运营效率、IT设备效率、数据中心基础设施效率和使用可再生能源,将数据中心的绿色理念发挥到极致。

  建筑面积14.8万平方米的微软北京园区于2021年通过海淀区公共建筑节能绿色化改造项目综合验收,实现了27.9%的节能率,相比北京市生态环境局发放的碳排放额累计节约25027吨。

  在未来,微软将继续使用AI、IoT、数字孪生等前沿技术,与行业伙伴合作,创造更有效的碳排放解决方案,为中国创造可持续发展的未来贡献力量。

  中新财经:近十年,中国持续深化改革,提升营商环境。诸多政策措施中,您对哪些方面感受较深?有哪些建议?

  侯阳:营商环境逐渐成为企业投资决策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近年来中国颁布的一系列优化营商环境的举措和法案,让中国在营商环境的优化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

  中国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中国市场国际化的提高,使得外企更方便地进入中国市场,中外企业合作方式也将更加国际化,这将使外企获得更大发展空间,也将使中国更具全球号召力。这些无论是对微软自身在华布局,还是对数字化转型浪潮下的企业转型升级,都将带来积极地推动作用。

  落户中国三十年,微软始终看好中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深具信心;微软在自身持续在华投入的同时,也通过自身经验和技术支持,帮助在华外企更好地开展业务。

  中新财经:微软未来在中国有哪些具体投资计划?投资金额、时间安排上,能否做一个介绍?

  侯阳:微软在华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体现在我们持续的对华投入上,在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我们期待与众多客户和合作伙伴共同携手,点燃中国智慧、拓展中国机遇。

  其中,人才是微软未来业务持续发展的关键,我们也将持续扩大在华招聘。微软也将继续扩大在华业务规模。

  微软始终重视新常态下数字技能人才的培养,为数字经济时代提供人才保障。我们宣布向所有符合条件的学生免费开放基础技术认证资格。再次升级“日出计划”,通过整合现有生态资源,构筑微软生态体系的学习就业平台。我们还准备与中国电子学会携手,共同推动平台化教育资源。

  微软同时也规划一系列创新举措,以促进合作伙伴生态活力循环。微软云伙伴计划将与有行业解决方案能力的开发类和服务类合作伙伴共同构建基于微软产品架构的深度应用与创新,赋能云总代拓展广域中小企业市场等一系列从全球到本土的合作伙伴生态战略及产品更新。

  中新财经:您提到在中国要加大人才吸纳,微软中国是如何进行人才培养、实现降低人才创业门槛、反哺微软业务的?

  侯阳:新常态下企业对于技术创新的需求同样也是对人才发展和培养的要求。基于此,微软发起了一系列赋能创新人才的计划,我们希望借助自身的平台、资源和技术能力,予力更多中国青年,成就不凡。

  微软积极推动面向不同人群的人才赋能,通过“编程一小时”助力中国青少年开启计算机科学新世界,“创新杯”为中国学生提供孵化创意的机会与平台;“日出计划”联手国内高校建立起需求对接的技术技能型创新人才培养进阶体系;

  “数字技能赋能”项目旨在打造本土化的数字技能培训项目;“微光计划”为职业院校学生、残障人士创造更具包容性的学习与就业环境;“数字未来•女性赋能”项目帮助更多中国科技女性提升数字技能,拥抱数字未来。

  在中国,微软一直以来致力于基础研究方面的人才培养。微软亚洲研究院通过一系列面向学生和青年学者的合作项目、学术交流活动、高校科研合作以及课程建设大力支持中国本地化人才培养;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培养了大量的杰出软件人才和创新团队,成为新技术、产品和研发团队的孵化器。

  微软还与各地方政府合作的微软创新生态赋能平台,覆盖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领域,为本土创新人才提供从技术、资源到平台的扶持,为中国创新人才和开发者“加码”,并为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注入创新活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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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中外对话 | 桑德施奈德:动辄质疑中国“渗透”为何暴露了西方的不自信?******

  执政十六年后,德国总理默克尔终谢幕,朔尔茨正式接棒。“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与中欧关系通向何方?中美关系历经波折,德国和欧洲又该如何自处?

  中新社“东西问·中外对话”日前邀请德国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约翰娜·帕拉特与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和中新社德国分社首席记者、中新网研究院副院长彭大伟围绕上述议题展开对话。桑德施奈德表示,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指责中国,或者一味地说中国没有达到西方的期待,都不是建设性地处理对华关系的方式。他不仅反对制裁,更针对“对华脱钩”指出,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各方都将从中受害。

  埃伯哈德·桑德施奈德(Prof. Dr. EberhardSandschneider)是德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曾任德国外交协会研究所所长、柏林自由大学政治系主任、德国联邦安全政策研究院咨询委员。现为柏林自由大学荣休教授、“柏林全球顾问”咨询公司合伙人。约翰娜·帕拉特(Johanna Poellath)女士是慕尼黑东方基金会主席、慕尼黑孔子学院理事。

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资料图:朔尔茨(左)和默克尔。

  以下是对话全文摘编: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桑德施奈德: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近年出版的著作里讨论了著名的“修昔底德陷阱”。这实际上在全球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中国的崛起其实是一个完全正常的过程,试想当一个国家有着14亿人口和如此广阔的面积,且在40年时间里年平均经济增速达到两位数时,那么在40年后,没有人会对其将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感到惊讶。

  任何一国倘若陷入同中国的持续对抗之中,都不会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我们都将从中受害。始于特朗普、被拜登所承袭的一个“魔咒”是“脱钩”,这意味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相互解除联系。这种做法将令德国企业陷入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二选一”困境——究竟应该专注于中美哪一个市场?因为制裁而不得不疏远哪个市场?因此,如何妥善处理对华关系,是关系到德国企业生死存亡的问题。

  最近一些日子里,当考虑到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地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同中国谈论“价值体系”又该从何谈起?在这些地方,我们试图通过武力将西方的价值体系贯彻到政治当中,最终却以惨败告终。这些事件令人惋惜的结果是,与中国对西方的批评相比,西方自己对自身价值体系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这就是西方“价值观外交”的陷阱,我们的公信力严重受损。

  彭大伟:您如何看待中美双方近期改善关系的尝试?这对中德和中欧关系意味着什么?

  桑德施奈德:对话本身就已经很重要,对于避免军事摩擦很重要。中美之间的对峙状态并未消失,但双方已经开启了对话,这是较长时间以来的首个积极信号,因此非常重要。

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2021年10月28日,第400家德企签约落户江苏太仓。太仓市委宣传部供图

  帕拉特:一方面,中国已是一个德国和欧洲绕不开的全球经济大国;另一方面,西方在人权和价值观等问题上对中国有着强烈的指责。德国如何能够在这种紧张的环境下仍维持良好的对外政策?

  桑德施奈德:我不会以一种指手画脚的方式给中国提出建议,不会一味地说“中国没有做我们期待他做的事情”,而是试着为中国的政策提出建议,让中国能够做得更符合自身利益。

  中国可以从美国那里得到的启示是,应该经受得住一部分批评,同时以建设性的态度应对这些批评,至于另一部分批评,应当反击时当然就要反击。但总的来说,承受批评是一个全球性大国必须要习惯的事情。

  另一方面,西方又应该如何改善其对华政策呢?首先,我对中国有超过40年的观察,我们最大的问题出在预期管理。我的一些美国同行4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他们的做法。而当发现中国没有“照办”,他们的反应当然是愤怒,甚至有一些沮丧。不管西方喜不喜欢,或者觉得是否达到其预期值,中国去维护其自身利益都是完全正当的一种权利。这就意味着预期管理是西方处理与中国关系时的一大挑战。

  第二个问题则是对华政策的内政化。当政治人物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盗窃技术”“市场准入”等时,很容易在其国内博得叫好声,但这却与其批评的内容没有联系。我们并没有付出和中国的体量相称的努力去理解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围绕中国的讨论所具有的特点是一种显而易见的傲慢。我们认为我们的价值体系和政治体系对中国也是适用的,但中国并不接受这一套。在中国国内政治的语境下,西方多年以来的这种傲慢让人想起了历史上曾遭受的屈辱。

  如果要寻找到一个概念,其能够简要地概括一种多维度、而不是非黑即白的对华政策的话,我想引用我十分尊敬的德国前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äfer)的话,他对中国有着非凡的理解——“平等而充满尊重的对话”。除了对话,没有其它选项。制裁是备选项吗?我想不出西方出于各种理由对中国实施的制裁中,有哪一次最终达到了其最初设想的目的。

  德国和中国明年将迎来建交五十周年。1972年时,没有人想象得到,德中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能够达到近几年的水平。希望最终来自于双方的善意,来自于相互学习的意愿,这样方能成功化解棘手的挑战。

  帕拉特:为何西方很多人担心“随着中国在全球的经济扩张,政治影响力也随之增长”,您认为这一影响力有多强?西方民主现在需要被“保卫”吗?

  桑德施奈德:民主当然需要保卫,但是保卫民主时需要更加自信。要说明这一问题,围绕孔子学院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据称中国正试图“向西方社会施加巨大影响”,孔子学院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潜水艇”之一。这么说真的对吗?好吧,或许可以说,“孔子学院被赋予的使命是向世界展示一个正面的中国形象”。但这是中国独有的做法吗?并不是。德国的歌德学院在做什么?德国的各大政治基金会又在做什么?德国发展援助机构GIZ做的又是什么呢?

  一个国家试着尽可能去展示其正面形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是最正常不过的一种做法了。美国这么做,欧洲也这么做,现在中国也在这么做。我们不该为此批评中国。质疑者在此过程中暴露了对自身价值观吸引力的不自信。说到这里,我又想回到施明贤的那句话,必须要以充满尊重的方式进行对话。

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当地时间8日上午,德国联邦议院正式选举社民党总理候选人朔尔茨为新一届德国总理。

  帕拉特:您如何看待德国未来几年的外交政策?

  桑德施奈德:从很多角度来看,德国外交政策无疑都处在一个重大的变动期。首先是跨大西洋关系的变化,我们已经看到了美国外交政策最新的走向,欧洲已经不再是美国最核心的盟友,拜登在做决定前甚至都不问一问欧洲——无论是巴黎还是柏林,这给德国和欧盟的外交政策带来了一种震撼效应。其次,欧盟内部也存在着迷茫。我们有对外行动部门,但缺乏一个外交政策;我们有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但没有人会真正宣称“欧盟有统一的外交政策”。因此德国外交政策面临巨大的挑战。

  中国是一种贤能政治。一名官员如果无法证明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经验,是没有可能当上中国外交部门的负责人的。在这一方面,中国是结果导向性的。而在德国,如果一场政府组阁谈判赶上了错误的时间节点或是不理想的情形,是可能推出一位毫无外交经验的外交部长的。中国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样的事对德国外交政策不会带来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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